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慈善组织要做正确的事情

2013-11-07 10:41:00

慈善组织在社会体制改革时期的任务,首当其冲的是通过自身的有效工作,让公众了解慈善事业可以帮助许许多多有需求的人,实现改变的愿望,进而公众信任并且愿意参与其中。那么,慈善组织如何做好自己的事情呢?

一个慈善组织的生命历程,通常都会经历三个阶段,即做事的阶段,把事做好的阶段,做正确事的阶段。

中国青基会1989年创立,最初的动因是筹措社会资金,开展青少年服务。于是有了希望工程的公益创意,旨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。后来通过运用“一对一”结对资助的方式,将千万捐助个人与受助孩子联系起来,将上万家企业与农村希望小学连接起来,这是做事的阶段。这个阶段的重点是如何发现需求,设立项目,找到资源,把事做起来。

第二个阶段最重要,也是最难的阶段。所谓把事做好的标准,会有多种理解,比如项目规模、持续时间、受众覆盖面、公开透明度,等等。我们也经常说,希望工程实施24年,资助了455万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,援建了18000多所希望小学。这些经常被拿来说明公益项目成果的数字,确实重要,而且管理好项目并且形成品牌也绝非易事。但是,我们的服务对象因希望小学的建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,却难以衡量。所以,我们需要改变固有的认知,把事做好的目标不只是落实捐款,而应该把重点落在有效性上,即以成效为导向,通过有效的服务策略和方式,帮助服务对象向预期目标改变,使有限的公益资源得到善用。这是一个持续服务的过程,也是一个慈善组织要终身学习的过程。

第三个阶段做正确的事则更具挑战性,考验我们对社会环境的洞察,对公共政策的思考,以及对行动策略的选择。例如,经常有人问,在目前的教育政策环境下,希望小学还要建吗?经过实地调查,我们发现持续了10年之久的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并不成功,带来的结果是,相当一部分农村孩子因无法解决“上学远,上学难,上学贵”的问题而重新辍学。所以我们重新选择了希望小学的策略,让农民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学,要优先关注小规模学校,把政府的资金拉回村小和教学点。调查中我们还看到,随着城镇化的进程,农村“386199(即妇女、儿童、老人)的问题很多,没有对应的解决方案,现实中的很多地方,农村社区服务基本是空白。因此,希望小学还应是一个开放的平台,帮助打开农村学校封闭的大门,让民间的公益服务项目在地生根,帮助那里的孩子成长,帮助那里的人们改变生活。

上世纪8090年代成立的基金会,都是运作型的公募基金会。经过二十多年的历练积累,其经济实力、运作管理经验、专业人才队伍,已经到了比以往任何时期更加成熟的阶段,在坚持“把事做好”的同时,都在理性地思考如何做正确的事情。

我们都知道,香港政府早有规定,每23万人口的社区须设立一个青少年中心,每2万人左右的社区设立一个老人社会服务机构,由政府资助,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申请承办。香港社联、青联等机构都承办了大量的社会服务工作,为有需要者提供有针对性、多样化的服务,解决了很多社会问题。今年二月,我到台湾农村,看到大量在地的中青年就业于社区服务的NPO,这些机构虽然单体规模不大,但植根社会底层,了解需求,服务成效明显。这些机构为数众多,足以构成台湾社区服务的主体。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多元跨界合作,很多服务机构有督导专家长期陪伴,可以向基金会申请资金,向政府申请委托项目,员工有机会到学校研究所参加专业培训。这些服务不仅帮助了有需要者,而且改善了社区环境,促进了社会融合。

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开始尝试去购买民间服务,连续两年预算2亿专项资金。虽然传递了社会管理改革的积极信号,但是由于缺乏社会服务总体规划和服务政策的制定,因此资金效益难以显现。

今天,当社会体制改革提上重要议程,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政府目标的时候,我特别期待一个崭新的社会服务体系出现,更期待能够扩大社会服务市场化、社会化的运作空间,释放民间力量,让慈善组织成为社会服务的生力军。

毫无疑问,在社会服务体系中,政府应该担当宏观管理者的主导角色,制定总体规划和政策,委托民间机构开展服务,并监督实施。基金会可以充当服务中介的角色,成为资源链接者,接受政府委托和社会捐赠,同时也是公众动员者和公益精神传播者。民间机构则承担服务提供者的角色,通过专业化和多元化的服务,为社区民众带来福祉。在此中间,学界、研究界协力发挥政策倡导和专业督导的优势,大家各司其职,协同合作,以使社会走向善治。

中国青基会这两年做了一些尝试,通过“新工场”、“微公益”、“联劝基金”等方式,搭建服务平台,充当社会服务中介、枢纽的角色,链接了几十家草根组织,动员了5万人参与公益服务。而最重要的,我们看到了一个新的社会服务链正在形成。这是慈善组织该做的正确事情,它对激发社会活力,对社会体制改革的价值远非资金可以衡量。 

(本文摘自《慈讯网》 2013531日 作者:顾晓今)